小时候，母亲曾逗我说：“你是捡来的孩子，从新疆的那片棉花地里捡来的。”
这话给我烙下印记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真以为自己是捡来的。
我心里满是委屈，想着长大以后，如何逃离他们，只身去遥远的新疆，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。
母亲为此很内疚，说：“傻孩子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”
后来，我的一个远房姑姑，生了两个男孩，特别想要个女孩，她一直很喜欢我。问可不可以把我带走。父母就说好啊，带走吧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位姑姑又来，带来礼品，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把我过继给她。父母这才知道对方不是开玩笑，是真动心思了。遂大怒起来，把人轰走。他们原本是很好的朋友，从此再无往来。
我青春期很叛逆，不懂事。父亲恨铁不成钢，对我特别失望。母亲像个消防队员，忙着劝我父亲息怒，下来又劝我不要记恨父亲。父亲性格刚直，我执拗倔强，母亲夹在中间其实很为难。
上中学时，我每个周末回家，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。晚上做梦惊醒，母亲会搂着我，抚着我的额头说：“别怕，妈在”。
再后来，我辍学后与同村的几个姐姐一起去广州打工。记得，当时我们是步行到镇上，有5公里的路程母亲一直将我所有的行李背在肩上，把我送到车站。一辆中巴车要将我拽向一个未知的远方，眼泪将落未落的我坐在车里面第一次意识到我将要离开母亲和家乡。
那个冷风拂面的寂静的凌晨，天上稀疏的星渐渐隐去;简陋斑驳的站台上，只有零星的几个身影在晃动;远处的房屋沉重而峥嵘，如鬼魅一般。
晨晖下的母亲向我挥手，她的身影就定格在那里，渺小而孤单。
从此，只要提到离别，我的眼前就会出现这个场景。
我离母亲越来越远，从最初的不舍、想家，到后来的接受现实，人渐渐变得麻木了，少有主动联系母亲。
倒是她，让我姐经常给我打电话。她在电话里最常说的是：多吃饭、冷了添加衣服、外出注意安全……，絮絮叨叨，一遍又一遍。
这些年，我每年国庆节都会回到母亲身边，和她好好呆上一段时间。每次见她，我都有一番感慨，我想母亲和孩子也讲缘份吧。
她牵着我，无论多么艰难也不会放手。而我，不论山多高水多长都会回到她的身边。
我们母女一场，她生我养我，看着我长大，看着我走远。我见证过她年轻的时代，再回头时发现她忽然老去。
看着她原本有神的双眼失去光泽，满头白发，看着曾经精力充沛的她变得那么苍老憔悴，看着原本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她忽然那么怯懦无助，看着走过大江南北的她如今被一场病痛折磨得只能长时间卧床，起来走一走都是奢侈……。
岁月真的很残酷，可以不顾及情感，可以把时光捏碎揉烂，可以把人的身体彻底击垮……。
过年时，回到母亲身边看到这些，我似乎是不相信母亲变会得这样脆弱，并没有过多的去关心她。年初三那天早晨，母亲见我迟迟没吃早饭，吃力的起床，来到厨房叫我煮面吃，我却不耐烦很猪头的冲她吼起来：“你起来干嘛，我不吃一顿又不会死。”搁以前母亲的扫把早就抡起了，可那天母亲只是黯然神伤的回到房间又躺回床上，我才惊醒母亲真的变成了身心俱脆弱的老人。
晚上，我死皮赖脸的要跟她睡在同一张床上。身体虚弱的母亲夜里很难入睡，常常惊厥。我搂住她，抚摸她的额头：“妈，别怕，我在这儿”。一如她当年对我一样。母亲游离的眼睛看看我，又放心闭上。
初五那天难得天晴，气温回升些许。中午时分，阳光很好，天空中，偶有飞鸟滑过;草坡上黄牛慢悠悠的摇着尾巴，漫不经心的啃着草。大坝两边的白杨树虽脱尽了叶子，单薄的枝条依然透着精气，枝干向上，高昂着头，伫立在寒冷的黄土地，枝枝傲骨，树树无字，树树有声。我和姐一起推着母亲，在大坝上散步，不知怎么说起小时候的事儿。
我问母亲，我真是捡来的孩子吗?母亲看着我，神情恍惚。姐附和说：在哪里捡的，怎么捡到的?
母亲把目光从我身上挪开，望向别处，好象是要找一个熟悉的地方，那可能是她故事的落脚点。
母亲很认真地说起“捡”我的过程：那一年母亲随村里几个人去新疆打零工，给人摘棉花。我刚刚会说话时，被人遗弃在新疆的那片棉花地里，母亲正好下地。我看到了她，边哭边喊“妈妈”。那声“妈妈”，把母亲的脚步牵了过来，她拨开棉花枝杆，迅速地跑向我，心痛地叫道“我的儿啊”，双手抱起我。就那么把我抱回了家……。
姐打趣道：“哦，抱养的。这么多年居然没有跑。”
母亲说：“养家了，不会跑。”
我知道母亲说的“养家了”，是养亲了的意思。人，有了亲情，就不会跑。
我却怔住了，话越来越少的母亲居然口齿伶俐地编出这么一则故事。
这让我的眼角湿润起来。母亲缓过神来，赶紧说：“你是我亲生的，别走啊。”
母亲虚拟了一个故事，故事里我们原本没有关系，素不相识。我在那里，她正好经过，不早不晚。
我想，如果真有“前世今生”之说，那可能是我们前世相识的画面。虽然凄楚，却很温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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